住在水上的人家，疍家渔村是怎么生活的

Published 2026-11-13 · updated 2026-11-14

疍家人以舟为室、以渔为业，一家人的吃住劳作都挤在一条小船里；他们的渔村，是从江海上的艇群到岸边的水棚、再到渔民新村的一段变迁。

在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的河口与海湾，曾经有一群人一辈子没有在陆地上安过家：船是卧室，也是厨房和仓库，打鱼的水面就是院子。他们被称为疍家，又叫疍民、水上居民[1][2]。要弄清疍家渔村怎么生活，先得看清两件事：一条船如何装下一家人，一个聚落又怎样从水上一点点挪到岸上。

一条船，就是一间屋

疍家最典型的住家船叫连家船，船即家、家即船。船身不大，一般五六米长，一米多宽，首尾尖翘，中部平阔；船头用于劳作，船尾设灶煮饭，有的还在船尾养几只家禽，居住和生产挤在一处[3][5]。

广东人把这种船生活叫「水流柴」，意思是像漂在水上的柴火，随水来去[1]。船舱覆着竹篷或木板做成的拱形盖篷，白天遮日挡雨，夜里就是一家人的卧铺[3]。船尾用疍篷围出一小块地方，就是卧室；夏天晴夜，一家人索性横躺在甲板上睡[5]。船上没有多少可放东西的地方，几平方米要装下祖孙几代人的铺盖、锅灶和渔具，拥挤是可以想见的[2]。

这些船也不只一种模样。除了住家艇，还有在河涌两岸之间摆渡的横水渡，以及从事小鱼小虾捕捞的船家[1]。船既是谋生工具，又是房子，各自活计不同，江面上停的船也就各色各样。

渔村浮在水上

疍家人常年在水上漂泊，走到哪里，船就停在哪里，聚族而居，一停就是一片艇。鸦片战争前夕，广州河面上聚集的疍家艇多到八万四千艘[1]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广州，水面上还密密匝匝停着三万多艘小艇，从猎德涌一直到白鹅潭，海珠广场至大沙头一段最密[6]——那是一座漂在江上的城市。

水上的生计也因水域不同而不同。宋代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里记钦州的疍民分三种：撒网垂钓的鱼疍，潜水取蚝的蚝疍，进山伐木的木疍[1]。到了近代，内河的疍家撑横水渡送人过河，替人运木材沙石，夜里在江边向游船兜售艇仔粥、炒蚬炒螺这类小食；也有的被大宗族雇去开垦沙田，从水上人变成种田的佃户[1]。

水棚：半只脚踩上岸

船经不起风浪，靠岸修船、避风的时候，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于是岸边有了搭在桩上的棚屋。广州人称它水棚：几根木桩打进河床，上面铺板成屋，朝水的一面叫棚头，一架木梯通到水面，可以下河取水洗衣、上下船；棚尾一条木道连着陆地，用来晾晒鱼干海带。涨潮时水漫上桩脚，屋子便像是浮着[5]。

这种上层住人、下边架空临水的吊脚结构，正是疍家从「全在水上」到「傍水而居」的中间一站。广州城里最知名的水上人家聚落新洲，至今还留着完整的建制与成片的水棚，棚外泊着渔船，村里有修船厂和渔业合作社；渔民的忙闲跟着休渔期走，每年五、六、七三个月休渔期结束，青壮年又出海去，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[5]。

船头是神位，婚嫁在江上

吃饭时鱼要平平地摆在碟上，从上面一层吃到下面一层，忌讳把鱼翻过来，汤匙也要放得平平正正，怕的是「翻」字应验在船上[7]。许多疍家人为孩子起名也带着水：清代同治《番禺县志》记疍民「其女大者曰鱼姐，小曰蚬妹」，拿水产做乳名[7]。

疍家新娘在亲人搀扶下跨船，红布篷下亲友相迎
示意图：红篷下的疍家水上婚礼

终身大事同样在船上办。旧时疍家男未聘，在船梢放一盆草；女未受聘，船梢放一盆花，以此招来媒人[7]。婚礼当天，男方派「轿船」到女方船边迎娶，新娘由父兄扶着从这条船跨到那条船，俗称「江妹仔爬过船」；婚宴时十几只小艇并排泊在男家船外，船头相对，用红布搭起遮篷，亲友聚在船上歌唱[7]。河源的疍家过去还有黄昏迎亲、新郎驾船追新娘、对歌定输赢的「闹洞房」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水上婚礼逐渐消失[2]。

疍家人爱唱渔歌，广东水上叫咸水歌；疍歌多用粤语演唱，也常被叫作疍家渔歌[8]。河源的老竹枝词写龙津渡口「夜夜更阑唱水歌」，收工后的疍家女人在长不过数米的小船上唱起调子凄凉的咸水歌[2]。2021年5月24日，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[8]。

信仰也跟着船走。疍家人供奉的神多是水神，妈祖最为要紧；在海南疍家人的聚居地，海口白沙门上村的天后宫、陵水新村的三江庙，主祀的都是妈祖。临近元宵，家家户户准备迎妈祖的仪式，一些渔村还要游神，神像从庙里请进神轿抬着巡街[7]。

上岸：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搬家

「不准上岸」原是旧时代压在疍家人身上的规矩：与岸上人结亲不被允许，字也不许读，科举名册上找不到他们的一栏[2][7]。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雍正帝下《恩恤广东疍户》令，准许有钱建屋的疍户近水村庄居住、与平民一同编甲，但习俗偏见深，真正因此上岸的并不多[2]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广东省民政厅颁《严禁压迫疍民恶习》[1]。

大规模上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。1954年6月，周恩来总理到广州视察后指示要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，两年后的1956年9月，广州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。1959年至1960年，国家计划委员会拨出约1700万元专款，并调来钢材数百吨、水泥两千多吨，用来盖水上居民新村。随后近二十年里，猎德至荔湾涌一带陆续建起二十来处渔民新村，1956年至1966年上岸的四万多人是当时调查疍民总数的七成左右；剩下三成又花了二十来年才搬完，前后共三十年[6]。

各地的脚步并不一致。河源市区东江与新丰江上的水上人家，到2011年6月才全部搬上岸，134户人家赶在汛期之前离开住家船，除留下4艘作纪念，其余住家船被集中拆解[2]。广州番禺石楼镇有四条疍家渔村：卫星、群星、东星、明星，六百余户渔民大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黄埔、天河迁过来的。2026年2月，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疍家渔民上岸的安置工程中，南方网把番禺这个项目写作广东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，说的是水上渔民上岸安居；南荣花园安置区分两期建成，共1017套住房[4]。

上岸不只是换一处睡觉的地方。水棚、吊脚楼换成砖瓦房和安置楼，打鱼也渐成副业：河源不少水上居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江水运衰落后不再跑货运，只好继续打鱼；近海渔业资源枯竭，又加上没有土地，番禺那四条渔村一度成为全区发展最慢的村庄[2][4]。疍家文化也在换一种方式留下来：2026年2月，面积1927平方米的广州渔家文化馆揭牌，系统展示疍家文化与渔民生产生活的变迁[4]。

如今有些地方还看得见水上的日子。海南陵水新村镇的海上，有渔排456户、船舶1400余艘，5000余人长期在海上生活、生产[7]。从连家船到渔民新村，疍家渔村搬了家，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船上人家依旧是南方河口海湾最特别的一道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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