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在水上的人家，疍家漁村是怎麼生活的

發佈於 2026-11-13 · 更新於 2026-11-14

疍家人以舟爲室、以漁爲業，一家人的吃住勞作都擠在一條小船里；他們的漁村，是從江海上的艇羣到岸邊的水棚、再到漁民新村的一段變遷。

在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海南的河口與海灣，曾經有一羣人一輩子沒有在陸地上安過家：船是臥室，也是廚房和倉庫，打魚的水面就是院子。他們被稱爲疍家，又叫疍民、水上居民[1][2]。要弄清疍家漁村怎麼生活，先得看清兩件事：一條船如何裝下一家人，一個聚落又怎樣從水上一點點挪到岸上。

一條船，就是一間屋

疍家最典型的住家船叫連家船，船即家、家即船。船身不大，一般五六米長，一米多寬，首尾尖翹，中部平闊；船頭用于勞作，船尾設竈煮飯，有的還在船尾養幾只家禽，居住和生產擠在一處[3][5]。

廣東人把這种船生活叫「水流柴」，意思是像漂在水上的柴火，隨水來去[1]。船艙覆着竹篷或木板做成的拱形蓋篷，白天遮日擋雨，夜里就是一家人的臥鋪[3]。船尾用疍篷圍出一小塊地方，就是臥室；夏天晴夜，一家人索性橫躺在甲板上睡[5]。船上沒有多少可放東西的地方，幾平方米要裝下祖孫幾代人的鋪蓋、鍋竈和漁具，擁擠是可以想見的[2]。

這些船也不只一种模樣。除了住家艇，還有在河涌兩岸之間擺渡的橫水渡，以及從事小魚小蝦捕撈的船家[1]。船既是謀生工具，又是房子，各自活計不同，江面上停的船也就各色各樣。

漁村浮在水上

疍家人常年在水上漂泊，走到哪里，船就停在哪里，聚族而居，一停就是一片艇。鴉片戰爭前夕，廣州河面上聚集的疍家艇多到八萬四千艘[1]；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廣州，水面上還密密匝匝停着三萬多艘小艇，從獵德涌一直到白鵝潭，海珠廣場至大沙頭一段最密[6]——那是一座漂在江上的城市。

水上的生計也因水域不同而不同。宋代周去非在《嶺外代答》里記欽州的疍民分三种：撒網垂釣的魚疍，潛水取蚝的蚝疍，進山伐木的木疍[1]。到了近代，內河的疍家撐橫水渡送人過河，替人運木材沙石，夜里在江邊向游船兜售艇仔粥、炒蜆炒螺這類小食；也有的被大宗族僱去開墾沙田，從水上人變成种田的佃戶[1]。

水棚：半只腳踩上岸

船經不起風浪，靠岸修船、避風的時候，總得有個落腳的地方，于是岸邊有了搭在樁上的棚屋。廣州人稱它水棚：幾根木樁打進河牀，上面鋪板成屋，朝水的一面叫棚頭，一架木梯通到水面，可以下河取水洗衣、上下船；棚尾一條木道連着陸地，用來晾曬魚干海帶。漲潮時水漫上樁腳，屋子便像是浮着[5]。

這种上層住人、下邊架空臨水的吊腳結構，正是疍家從「全在水上」到「傍水而居」的中間一站。廣州城里最知名的水上人家聚落新洲，至今還留着完整的建制與成片的水棚，棚外泊着漁船，村里有修船廠和漁業合作社；漁民的忙閒跟着休漁期走，每年五、六、七三個月休漁期結束，青壯年又出海去，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[5]。

船頭是神位，婚嫁在江上

吃飯時魚要平平地擺在碟上，從上面一層吃到下面一層，忌諱把魚翻過來，湯匙也要放得平平正正，怕的是「翻」字應驗在船上[7]。許多疍家人爲孩子起名也帶着水：清代同治《番禺縣志》記疍民「其女大者曰魚姐，小曰蜆妹」，拿水產做乳名[7]。

疍家新娘在亲人搀扶下跨船，红布篷下亲友相迎
示意圖：紅篷下的疍家水上婚禮

終身大事同樣在船上辦。舊時疍家男未聘，在船梢放一盆草；女未受聘，船梢放一盆花，以此招來媒人[7]。婚禮當天，男方派「轎船」到女方船邊迎娶，新娘由父兄扶着從這條船跨到那條船，俗稱「江妹仔爬過船」；婚宴時十幾只小艇并排泊在男家船外，船頭相對，用紅布搭起遮篷，親友聚在船上歌唱[7]。河源的疍家過去還有黃昏迎親、新郎駕船追新娘、對歌定輸贏的「鬧洞房」，新中國成立後這种水上婚禮逐漸消失[2]。

疍家人愛唱漁歌，廣東水上叫咸水歌；疍歌多用粵語演唱，也常被叫作疍家漁歌[8]。河源的老竹枝詞寫龍津渡口「夜夜更闌唱水歌」，收工後的疍家女人在長不過數米的小船上唱起調子凄涼的咸水歌[2]。2021年5月24日，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录[8]。

信仰也跟着船走。疍家人供奉的神多是水神，媽祖最爲要緊；在海南疍家人的聚居地，海口白沙門上村的天後宮、陵水新村的三江廟，主祀的都是媽祖。臨近元宵，家家戶戶准備迎媽祖的儀式，一些漁村還要游神，神像從廟里請進神轎抬着巡街[7]。

上岸：一場持續幾十年的搬家

「不准上岸」原是舊時代壓在疍家人身上的規矩：與岸上人結親不被允許，字也不許讀，科舉名冊上找不到他們的一欄[2][7]。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雍正帝下《恩恤廣東疍戶》令，准許有錢建屋的疍戶近水村莊居住、與平民一同編甲，但習俗偏見深，真正因此上岸的并不多[2]。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廣東省民政廳頒《嚴禁壓迫疍民惡習》[1]。

大規模上岸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。1954年6月，周恩來總理到廣州視察後指示要讓水上居民上岸定居，兩年後的1956年9月，廣州專門爲此成立了工作領導小組。1959年至1960年，國家計劃委員會撥出約1700萬元專款，并調來鋼材數百噸、水泥兩千多噸，用來蓋水上居民新村。隨後近二十年里，獵德至荔灣涌一帶陸續建起二十來處漁民新村，1956年至1966年上岸的四萬多人是當時調查疍民總數的七成左右；剩下三成又花了二十來年才搬完，前後共三十年[6]。

各地的腳步并不一致。河源市區東江與新豐江上的水上人家，到2011年6月才全部搬上岸，134戶人家趕在汛期之前離開住家船，除留下4艘作紀念，其余住家船被集中拆解[2]。廣州番禺石樓鎮有四條疍家漁村：衛星、羣星、東星、明星，六百余戶漁民大多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從黃埔、天河遷過來的。2026年2月，番禺國家級沿海漁港經濟區疍家漁民上岸的安置工程中，南方網把番禺這個項目寫作廣東解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項，說的是水上漁民上岸安居；南榮花園安置區分兩期建成，共1017套住房[4]。

上岸不只是換一處睡覺的地方。水棚、吊腳樓換成磚瓦房和安置樓，打魚也漸成副業：河源不少水上居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江水運衰落後不再跑貨運，只好繼續打魚；近海漁業資源枯竭，又加上沒有土地，番禺那四條漁村一度成爲全區發展最慢的村莊[2][4]。疍家文化也在換一种方式留下來：2026年2月，面積1927平方米的廣州漁家文化館揭牌，系統展示疍家文化與漁民生產生活的變遷[4]。

如今有些地方還看得見水上的日子。海南陵水新村鎮的海上，有漁排456戶、船舶1400余艘，5000余人長期在海上生活、生產[7]。從連家船到漁民新村，疍家漁村搬了家，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船上人家依舊是南方河口海灣最特別的一道風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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